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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讨论“家园何在”的问题。先说西方人心中的“精神家园”——天堂和乐园。

众所周知，天堂是基督教，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因为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基督教尊崇的最高偶像是上帝，天堂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当然也是人们最向往的地方。换句话说，天堂也就是西方人所设想的理想世界。可以说，天堂概念贯穿了基督教文化史，也贯穿了西方文化和文学史。

纵观西方文学史，与天堂有关的作品不胜枚举。对此，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院长阿利斯特.E.麦格拉斯曾作过系统的梳理。他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弥尔顿、约翰·班扬、但丁、乔叟、乔治·赫伯特、约翰·邓恩、C.S.刘易斯，作者带领我们将西方文化、文学史游历一遍，其成果就是一本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书《天堂简史——天堂概念与西方文化之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这本书从圣经的最初成形开始一直梳理到今天，全书以文学、神学、政治学、艺术品为资源，旁征博引，揭示了天堂观念对西方人精神生活广泛持续的影响。

天堂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耶路撒冷城（简称耶城）。在《旧约》中，耶城被视为圣城。耶城的兴起与大卫有直接的关系。他决定在这个古老的犹大城建立他的宝座并且将上帝的约柜安放于此。这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举动使得耶城被看作是上帝拣选之居所，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那些长途跋涉的朝圣者们非常确信上帝就居住在耶城的坚固城墙内。

公元前586年，耶城被亚述人围攻，最终人民被掳，圣殿被毁，这对于该城的社会、政治、历史，对于人们的盼望和信仰，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旧城毁灭，人们渴望重建更坚固的水泥砖瓦之新城，但新城仍然不能为犹太人提供保护，类似城毁人灭的残酷历史以后仍然会发生。公元70年，罗马皇帝提图斯残忍地镇压了犹太人对罗马军队的反抗，耶城再次遭到毁灭。

随着对地上之城盼望的破灭，犹太人开始盼望建在天上的新耶城。这座新城不是原来的大卫之城，而是位于将来的、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城，上帝的宝座设立在其中，它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吸引着远方各处的人们来寻求它所提供的庇佑与安息。这样，以色列民族对于未来的盼望在重心上就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由建在地上的耶城和圣殿为中心，转移到将来的天上之城——新耶城。自此，天上之城——新耶城，也就成了天堂的同义语。

在极为美好的想象中，天上的耶城就像地上的一样，位于一座高大的山峰上，城墙厚重，十二个门由十二个天使把守，任何敌人不能入侵。城内铺满精金，又用各种宝石装饰，使居住在里面的人眼花缭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也住在城内，与人同在，与民同乐。这让还活在地上的人们羡慕至极，渴望有一天也成为圣城的居民。

从此，天上之城的主题就深深植根于《新约》里面，吸引了很多后来的基督徒作家，他们把上帝之城这一形象视为基督徒盼望的有力切入点。例如，基督文化史上著名的希波城大主教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上帝之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上帝之城》的中心主题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或称“世界之城”）之间的关系。和以往作家相比，圣奥古斯丁笔下的上帝之城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天堂里没有性，男人和女人都欣赏着完美身躯的美感，但没有欲望的诱惑，不会让人感到羞耻和恐惧。二是天堂的生活以安息为主题。永生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永久的安息日一样，圣徒们永远居住在上帝的平安里面。这种安静的生活既包括外在的——击败了所有敌人的侵扰，也包括内在的——超越了自身的弱点和缺陷。

作为大主教，奥古斯丁意在借用“双城”概念阐发自己的思想。事实上，《新约》的记载中真正对基督教文学体系中天堂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不是神学的阐述，而是形象的描述。天上之城的想法大大地激发了一些基督徒作家寻求用非常形象化的和值得纪念的词汇来描述基督教将来的盼望。这种形象的描述使人类企盼将来可以亲自进入新城宫殿一般的城廓，并且可以自由畅游其中。

这种企盼极大地激发了中世纪作家的灵性，他们在作品中继续着对新耶城的想象。如第二世纪初期的伪经《保罗启示录》中，以“来世旅途”为背景，将天堂作为城和园子的形象混合起来，但核心却是环绕四周的茂盛的园子：基督之城由黄金做成，十二面墙包围，四周环绕蜜河，奶河，酒河及油河。这显然是一个美丽、富饶的花园式天堂。十二三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兴起以及人们对城市建筑日益浓厚的兴趣使得天上之城的形象开始超越花园式天堂而转向都市式天堂。天堂的内容就是镶嵌各种宝石和镀金的教堂、城堡、要塞或堡垒，奢华的建筑位于美丽的大草原中间，园子成了背景。

总之，不管是花园还是都市式天堂，都是想像中最美好的理想之邦，在这里，美丽和荣耀超越了人类想要得到或拥有的任何东西。作者的意图旨在激发人们对天堂的渴望，要他们坚信所有这些奇妙美好的事物都在等着他们，那些对信仰生活感到又累又沮丧的人，可以从这个新耶城的景象中得到安慰和鼓励，并能继续走在通往天上之城的路上。

正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说，不管路途上有多少艰难险阻，“但是一想到我要去的地方以及另一端正在等着我的，我的心就像有燃烧的火炭一样温暖”。

西方人对天堂的理解和描绘，除了新耶路撒冷城的比喻之外，还有一个流行甚广的比喻，即把天堂想像成花园式的“乐园”。

“乐园”的说法首见于《旧约》，原词“伊甸园”（《创世纪·第二章》）在《旧约》的希腊译文中是指“乐园”。《圣经》的几处经文用不同的方式来提及这个园子，例如“上帝的园”或是“耶和华的园囿”。这个园子很快成为单纯、和谐的标志，一个富饶、充满和平和安息的地方。在那里，人类和大自然和睦相处，并且“与上帝同行”。

这是人类可以想像的最为幸福、理想之所，然而曾几何时，人类先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恶被逐出伊甸园，不得不处身于一个灾难、痛苦、不幸的罪恶环境中。从此，重新返回乐园就成了人类的强烈愿望。于是，对乐园的想象和追求成为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的象征，成为宗教和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母题。

最著名的当属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在罪中丧失以后，乐园又通过基督的死得以重建。因此，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笼罩在失乐园的悲伤和最终复乐园的盼望的相互作用之中。著名宗教学者默塞·伊利亚德已经注意到了在人类思想和文学中“对乐园的怀旧之情”。但很少有人会满足于仅仅留意并哀悼过去所失去的。人类文化史就是“一个不断尝试重建失去的乐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因素——最初失掉的乐园，和我们总有一天重新获得的乐园——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表达的。

人们渴望重建的这个乐园，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天堂，著名的圣奥古斯丁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伊甸园是一个无罪及满足的地方：“只要人类渴望上帝所命令他们的，他们就能很高兴地住在乐园里面。人类居住在上帝的喜乐之中，毫无缺乏，并能永久活着。他们有食物不至饥饿，有饮品不至口渴，又有‘生命树’不至老化—–他们身体健康，灵里平安。在乐园里，既不太热也不太冷—-也没有悲伤，或是任何愚蠢的快乐，因为真正的快乐不停地从上帝那里涌流出来。”奥古斯丁对于乐园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天堂观，他的理解对后世影响深远。

对乐园的描绘和追求，贯穿了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与文学史，直到十七、十八世纪科学革命的兴起使得英语语言文学以及布道中有关伊甸园的主题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长久以来，伊甸园渐渐地不再被人们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被看作是人类处境的象征，被看作是人类渴望的象征。也就是说，人们对乐园的讨论，“中心问题乃是有关于人类的身份和本性的，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最终命运的问题。说到乐园，并不是渴望重返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是渴望重建一个特定的属灵国度”。（[英]阿利斯特.E.麦格拉斯：《天堂简史——天堂概念与西方文化之探究》第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换句话说，伊甸园、乐园是西方人心中的理想国，是愿望的形象化和符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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