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在读完贾平凹《极花》之后,又读了《<极花>研究》一书,让我对《极花》一书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和韩鲁华教授一样,惊叹贾平凹在叙事艺术探索上的突破。《极花》大量使用了“‘他在说’与‘我在想’”[1],不仅让叙事变得行云流水,便于读者接受,而且让小说内容在丰富充实的同时,更具真实性、生活性。
《极花》的总体叙述视角是“我”即女主人公胡蝶——一个圪梁村外来者的视角。因此带有一种探寻式的叙述特征,历经由开始的完全陌生,到逐步熟悉化的过程。叙述开始,“我”作为叙事者对于这个环境极其陌生,并不比读者知道得多,而与读者一起陌生。这样,从叙事的推进来看,胡蝶是陌生的“见证者”,带着读者一起在陌生中感受圪梁村的生活现状,感受黑亮家的具体情况,贾平凹以“以小见大”及“以点带面”的写法让《极花》一书张力十足,更可贵的是,他在叙事中几乎不以“上帝视角”存在,不以过来人的所见所闻进行讲解,而是让叙事者与感受者及读者,一起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把认知过程放缓放慢,把叙事陌生化,让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更近。
但凡好的作品大多以情节冲突来吸引读者,而《极花》另辟蹊径,以“此时此刻”的“共陌生”来使读者手不释卷,这里面放不下的有作为自叙身世的“胡蝶”,也有没办法释怀和没有办法放下的读者,在这些放不下的读者背后是他们对人性“真善美”的关照,也是对胡蝶等一类妇女遭遇的同情与怜悯。《极花》在写法上有突破性,在见解上有先见性,在文学引领上有远见性,当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极花》中的叙述角度是“我在想”。表面看这些不足为奇,然而颇具匠心的是,作家竟在胡蝶的叙事中——讲述给别人听,忽然转换叙述者——由黑亮说给“我”听。这就是第二章“村子”的叙事。第二章“村子”,基本叙事方式是“黑亮说”[2]。这是在作品叙事总体视角中又融入了具体叙事视角,即在总体叙事的稳定中又不失追求一种变调。这一章节总共用了九个“黑亮说”,把黑亮家以及圪梁村的基本情况作了交代,让“我”这个读者也对黑亮家及圪梁村有了整体性的了解,这种了解,是“黑亮”所讲,更加真实、客观。
秘鲁伟大的作家加尔克斯·略萨认为,任何虚构文学都是“由想象力和手工艺技术在某些事实、人物和环境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建筑物”[3] 。从文本的叙事情节来看,如韩鲁华教授所讲:“‘黑亮’的叙述,不是面对观众和读者,而是只对‘我’一个人在叙说。”《极花》这种完美的叙述视角,再次把读者和“我”即胡蝶巧妙重叠、融合,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与“胡蝶”两忘,此处无疑彰显了贾平凹对庄子思想——庄生梦蝶的熟知与应用。
黑亮希望胡蝶尽快熟悉并能够融入他家与圪梁村,更希望他与胡蝶能够沟通相融,从这个角度看,“九个‘黑亮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选择”[4]。同时,“黑亮说”的叙述,又是自然而然地镶嵌在“我”与黑亮二人的对话叙事中。表面看,二人的对话,胡蝶处处占上风,掌握着主动权。黑亮是看着胡蝶的脸在说话——叙述。其本质,胡蝶虽以抗拒的心态与黑亮对话,但是,能够与黑亮如此对话,并且耐着性子去听黑亮叙说家庭和圪梁村的生活琐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是一种“适应”。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章的最后,当蝴蝶大喊“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时,黑亮说出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待在哪儿还不是待在中国,这一句话不仅把胡蝶坚固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而且把她所有的梦幻击得粉碎。
叙事与叙述高度结合,不仅凸显了贾平凹文学叙事整体的艺术建构,更体现了他在文学艺术探索与追求上的达成。
参考文献:
[1] 韩鲁华:写出乡村背后的隐痛—《极花》阅读札记[J].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85
[2] 金春平:《名作欣赏·学术版》2017年第2期
[3] 马里奥·尔克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文艺出版2016版,P18
[4] 贾平凹、韩鲁华:《<极花>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版,P17
【作者简介】
王宁,陕西临潼人,高中语文教师,文学爱好者,中国教育研究学会会员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hituxiezuo.com/16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