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冲造句简单一点，首当其冲造句简单一点二年级

1. 难忘70.4.24

1970年4月24日，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日子，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同时，也是我值得永远纪念的好日子。正是这一天，我怀着无比兴奋地心情，走出“农门”，参加了“革命工作”。我记得当时全县人民，不，全国人民都在用半导体集中收听从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送出的，传遍全球的《东方红》电子乐曲，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我们这些刚刚走上“革命工作”第一天的青年，在单位组织下，手拿一面三角小彩旗，在千河两岸尽情的欢呼。就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的人生也发生了第一次转变，我由一个青年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商业战线”上的一名“商业战士”。

就在当天下午，县烟酒公司领导们，召集我们“新工”，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而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红宝书”，红皮精装《毛泽东著作选集》四卷合订本，扉页上签有我的名字和当年当月日子。虽然这种“时髦”早已落伍了，但我至今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珍藏在我的书柜里。它不仅保留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色彩，而且是我人生第一次转折的见证。

2. 遇到不如意的事

在烟酒公司当营业员刚刚半年，公司根据商业局决定，成立了两个蔬菜门市部，人员配置由几个老职工，作为门市负责人，带领部分新同志组成。大家都知道在蔬菜门市卖菜，不但苦、累、脏，而且见了熟人不体面。所以都不想离开，既轻松体面、又干净卫生的烟酒副食品门市。在这种情况下，由公司上会决定，首批名单公布后，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都以各种理由作借口，不愿意去蔬菜门市。在这种情况下，由公司硬性指定，我的名字首当其冲，排在第一。对此我心里虽然极不情愿，但又不能抗命不遵。我不服气的是，为什么第一批名单中，有几个平时能说会道、讨好领导，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换下了，而硬性指定的，都是一些平时待人忠诚厚道，工作踏实肯干的。通过这件事，使我第一次才知道，社会原来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完美，公道。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要活得顺顺当当，愉愉快快，必须先学会“做人之道”。过分的“天真”、认理，只能使你越来越幼稚，越来越“不识时务”，倒霉事就会主动找上门和你交“朋友”，打交道，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离开原来既轻松，又体面的工作岗位，来到又脏又累的蔬菜门市，虽然我当时心里有点不爽，但，对于我这个自小吃过苦，受过罪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另外，再苦再累的工作，总得有人干，而且当时提倡“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而我何乐而不能为呢？想到这，我不仅不感到委屈，反而感到荣幸。所以，我满怀“革命的热情”，决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搞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一句话的“人情”他记了一辈子

有一年春天，我和杨旭同学回到千阳老家，一天早上，家里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是来找我“谢恩”的。我当时还没认出来是谁，后来坐在炕沿上，我才认出来了。原来他是本队一位老熟人。几十年没见，我简直都认不得了，他叫王治科。他提起一件四十多年前，发生在我俩之间的、我早都忘记了的往事，但他至今却念念不忘。

就在我参加工作那年年底，他挑着自家种的两筐红薯，到县城来卖。结果刚进街道，就被市管会，“打击投机倒把”巡逻队逮住了。强行带到蔬菜门市后院收购处，交给收购员以“投机倒把”行为，“没收”。这时，正是菜农送菜高峰时，收购员还顾不上。巡逻员交代给我们门市收购员就走了。这时，我去院子搬菜碰见了他，他就把事情经过给我说了一边，想让我帮忙说说，看能不能放过他。本来我就对市管会这伙凭借手中权利，对那些“自由商贩”，心狠手辣和欺压百姓的强盗作风很气愤，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为“乡党”帮忙。我让他先到街道去转，过一会再来。按规定，凡是农民自愿把自家“农副产品”交给相关收购部门，可按市价正常收购。所以，我等收购处空闲时，把刚才的事给我们收购员吴斌华说了说，看能不能按正常收购处理。他一听是我一个家里很穷的乡党的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给他点了一支“宝成牌”香烟。后来乡党两筐红薯一百来斤，按当时收购价，卖了六块钱，他高高兴兴回家了。当时六块钱对他家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年关时，可以办不少年货。虽然我托关系，给熟人办事，有些违反原则。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反倒觉得，我在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善事。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同事吴斌华，可惜他二十年前因病英年早逝了。也许他可能早就“托生”为又一个好人了，要不为啥就这么一句话的“人情”，我早都忘了，当事人还记了近半个世纪。

4. 忘年交

我在蔬菜门市上班时，经常有一个年近半百，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拉着架子车，来买好多蔬菜和酱油、醋、豆腐等副食品，要装满满一架子车。然后很费劲的，一个人默默地拉着朝东而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县人民医院大食堂采购员，但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每次看着都很费劲，但他从不叫人帮忙。他脸上表情木然，见人有点怯弱，甚至有点畏惧。

有一年冬天，他一个人冒着大雪，在院子里很费劲的往车上装菜。因下雪天，顾客少，门市很清闲，同志们围着大火炉聊天。我看他很吃力，就主动上去给他帮忙，他也没有拒绝。两大木桶酱油、醋，一筛子豆腐，再加上那么多菜，满满一车。我帮他推出大门，看他太费劲了，我就给门市打了个招呼，准备帮他送到医院去。开始他坚决不让，后来勉强同意了。我看他拉车子还不如我，于是就“喧宾夺主”，强行接过车把，让他在旁边推。这时，雪越下越大。从街道，到医院虽然不到三里路，但一路慢上坡，拉几百斤东西两个人都吃力，何况一个人。可他却天天如此，我情不由衷地对他产生了一丝丝恻隐之心。

到了食堂大门口，他揭开门帘，招呼几个年轻伙夫卸菜，然后很客气的把我招呼进伙房，给一位红光满面的胖师傅说，“张师，赶快给小马弄些好吃的，犒劳，犒劳”。胖师傅知道我今天帮忙了，二话没说，揭开热气腾腾的大蒸笼，端出了一碗红烧条子肉，一碗黄焖鸡，一碗烩“三仙”，两个四两大的蒸馍。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享受这么高档的美味佳肴，即就是不饿，也让人“垂涎三尺”。也许太“诱人”了，我也就顾不了客气，三下五除二 ，便“风扫残云”，吃了个干干净净。胖师傅乐呵呵的问，“吃饱了没”？我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饱了，饱了”。其实，可能是因为太好吃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撑。说实话，再有这么一份，我照样能吃得下。这顿美餐，在我心里能惦记一辈子。这个“胖师傅”，后来我才知道，是千阳解放前后三个半名厨之一。他最有名的两道菜，“夹刀丸子”、“马蹄酥”。他有个外号叫“张没事”。据说他的性格四平八稳，火烧到屁股都说“没事”。解放前给国民党县太爷做过“御厨”，解放后在县政府招待所做“掌厨”，“文化大革命”受整后，被贬到县医院大食堂，直到退休。

一回生二回熟，后来只要雨、雪天我都帮他把菜、货送到医院，当然少不了一顿款待，不过再也没有第一次那样复杂了。就这样，我和他也慢慢地有了交情。他待人善良温厚，与世无争的性格对我印象很深。天热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在县城街道碰见了他，我叫他到我住的房子坐坐，他也没客气。他见我床上、桌子上、有不少书，很感兴趣地齐齐翻了一遍。我给他沏了一杯茶，递了一支烟 ，他说他以前不抽烟，这几年才抽。他不经意地说，其实抽烟没啥好处。他问我上过高中没有，我就把我家和个人情况给他叙说了一遍。他说这样也好，早早工作了，可以减轻家里负担。通过交谈，我感觉他一定是个读过书的人。但他的具体情况，他没给我说，作为晚辈，我也不好问。后来他试探着问我，喜欢不喜欢看古典书？我说，爱看，但现在不好找。并给他炫耀说，从小学到中学，我偷偷看了好几十本老书。他好奇的问，都看过啥，我如数家珍般地，给他介绍了一遍，他感到很惊讶。最后，他告诉我说，他有几本老书，回去找出来给我拿来，我一听高兴极了。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拎着一个包来了。我迫不及待的将他让进房子，把门关上。他小心翼翼地，一本一本拿出来。有《吕氏春秋》十二卷、《礼记》、《论语集注》、《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古本金瓶梅》。这些书，有些我过去只是有所耳闻，但从未见过。有些，我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看到这些发黄了的线装书，我简直欣喜若狂了。虽然我还不太懂，但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老书”，我过去看过的只不过是一些通俗读物罢了。于是，我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平时装衣服的木箱里。赶快给他沏了一杯茶，点上一支烟，表示感谢。他对我有个要求，给谁都不能说是他给我拿来的，也不要给别人看。这个我让他放心，因为我知道，这在当时如果被人知道，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让别人连见都不能见。虽然他比我年长将近30岁，但他把我当作知己朋友，我把他看作长辈，和“知音”。也许，这就叫“忘年交”。

虽然，我们成朋友了，但，我只知道他性王，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名字，也没有说过自己的详细情况。后来我才听我们门市部，50年代，“公私合营”过来的，一位姓何的老同事，给我详细说了他的过去和经历。他叫王增升（真人真名），山西人，千阳县人民医院首任院长。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闻名千陇地区的一代名医。“文化大革命”，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牛鬼蛇神”，是千阳县第一批挨整受批的对象之一。不仅院长被罢免，而且连当医生的权利也被剥夺。原来一百多块工资被扣发，仅仅给发24元生活费。戴“高帽”，上街游斗，没少挨整。打扫病房、倒痰盂、掏厕所、扫院子，这样的苦力一干就是4年。直到1970年，形势才发生了变化。虽然工资待遇没变，但，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食堂当采购员，他不仅人身有了自由，而且，活得有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格。

关于他的历史问题，据我们同事老何说，他家是个中医世家，民国时期考取了山西医学院，学的是西医。毕业后从军，在阎锡山部队当军医，后升为阎锡山长官司令部少校医官。后来不知怎么又到西北军，在赵寿山手下继续做医官。直到赵反正归共后，都没有离开。解放后，可能随赵来陕。（随从赵寿山这段历史，只是人们推测而已，不作定论）。在后来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来到千阳。结果，他的后半生，就这样毁在远离故土的、穷乡僻壤之地，千阳。一个人如果身处社会大变革年代，个人的命运，往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他前半生事业有成，前途辉煌，光宗耀祖，令人羡慕，可谁能想到这些辉煌在他人到中年时，给他带来的却是人生的毁灭和灾难。

1975年上大学，我离开千阳。毕业后，又分到外地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想今生今世我们可能永远见不上面了。但是，前年我在老家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县政协，20多年前出的一本文史资料，知道他在三中全会后，不仅恢复了本职工作，而且作为“专家”，县人民医院设专门诊室，继续坐诊看病，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而且，早在上世纪年80代初就当选为县政协常委、副主席。看到这个消息，我既庆幸，又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他晚年，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而感到高兴。

5. 割资本主义尾巴

上世纪70年代，全国兴起了一场，“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千阳县也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并且招收了一批青年人，组成了一支所谓的“严打巡逻队”。这伙人，头戴大盖帽，身穿灰制服。在“执行公务”时，对那些“小商小贩”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似的，一骂、二打、三抓，不管你卖啥东西，二话不说，统统没收。本来作为小农经济，中国农民自古以来，除过“种地纳粮”外，家里的经济开销，就靠自己生产的一点农副产品上市买卖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和“资本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出现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老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有一年春节过后，在我们蔬菜门市对面一个巷子口，有个老大娘提着一篮子鸡蛋准备要卖，刚放下，还没有开张，就招来了一帮“穷凶极恶”的“巡逻队”，为首的是一个戴着眼镜，名叫王克的“知青”，走过来二话没说，就要“没收”。老大娘回话连天，说要拿回去，不卖了。王克坚决不许，于是双方就争夺起来了。在争夺过程中，王克故意手一松，篮子就掉在地上，黄水满地流，老大娘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王克率领一帮“家伙”连头都不回，便扬长而去。看到这种情况，真叫人于心不忍。我和门市蔬菜收购员吴斌华走过去把她安慰了安慰，并打算买下这篮破鸡蛋。我们数了数，大概有30几个完整的，按当时7分钱一个，我们一共给她了两块多钱，大娘谢天谢地，擦干眼泪，拿着钱走了。这天中午，我俩连煮带炒，刚好一顿午饭。这顿饭在当时也算够奢侈的了。

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千阳不仅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也发生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喜剧”。人常说，一年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初期，小商小贩，自由买卖已不再受限制，但社会上又出现了“卖淫嫖娼”现象，这时国家开始严厉打击。有一次县“严打办”派干部到农村搞调查时，来到一个生产队，找到一位早年当过生产队长的老“贫农”了解情况，问他知不知道，村子有没有“卖淫”的妇女？“老贫农”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又来了？他仔细思量了一会说，“卖银”的妇女没见过，前几天来了几个“收铜”的小伙（收废铜烂铁的）。这位干部开始感到有点纳闷，后来想了想，不由得笑了，原来老人家误会了，把“卖淫”听成“卖银”了。因为那时把“收铜”、“卖银”也都当成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来打击。后来这个“典故”，就成了当地流传盛广的经典黄段子。

6. 同情别人，害了自己

在“计划经济”时期，不论买啥都要凭票，各种副食品无不例外，白砂糖更不用说了。有一天，我在副食品柜台当班时，有一个衣着破旧不堪的，中年男子拉着架子车，上面躺一个盖着被子的白发老太，停放在门市部门口走了进来。他看周围没有人时，就小声对我说，想买点白砂糖。我问他有没有糖票，他说没有。然后说，给老娘在医院看完病，就剩了两毛钱，她想喝一口白糖水，就卖两毛钱的。还说老娘病得很厉害，年龄也大了，医生说可能活不了多久，所以他想了却一下老娘想喝糖水的心愿。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很为难，卖给他吧，就要违犯原则，不卖吧，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同情。人常说“法不容情”，尽管这么说，但我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违犯原则”的决定，帮他一下。我趁没人注意的机会，由于心里紧张，反复了几次，才称准了二两半白糖，还没来得及包，公司业务主任从后门进来了。他板着脸问，这人有糖票没有，我灵机一动说，有，但是今天没带，改日再送来。他一听很生气，没票你随便就给他卖糖！我一看那架势，就连忙认错，赶快把糖倒了回去。可他还是怒气冲冲，把我狠狠教训了一番。我只有默默地站在那里，有话难言，诚恳的接受批评。他走后，那个买糖的人还站在那里，并给我不停地我道歉，我说没事。这时，我忽然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让他买一包食用“糖精”回去，也可以冲“糖水”喝。但一碗水只能放几粒，不能过量，否则对人有危害，他一听很高兴。一包“糖精”两毛八分钱，还差八分钱，我答应给他先垫上，于是我就让门市一位同事见证，把钱收了。他千恩万谢的拉着架子车和他妈走了。我这样做，连我的同事都很受感动。可我知道，这事还没完。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在全公司职工“政治学习”会上，业务主任李贵新（化名）在会上，把我违犯制度卖白糖的事做了严厉批评。他说我“感情用事”，违犯制度，起了个很坏的带头作用。影响极坏，希望其他职工引以为鉴，以防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有一半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我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深刻检讨。尽管我有点委屈，但在当时那个形势下，我也无话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错了就要服人。可让我伤心的是，从那以后，有一部分“坚持原则”的同事，对我总是不放心，存有歧视性的戒心。对于同志们的态度，我可以理解。然而让我气愤地是，那位自以为“铁面无私”的业务主任，总是“念念不忘”，事过都几个月了，隔三差五，想起了就说，没完没了，使我的精神压力都快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开始回想起他平时的所作所为，我感到自己有点太冤枉。其一、虽然我违了犯制度，但并未既成事实，其二、即就是成为事实，也不过区区二两多糖，其三、我和当事人没有任何亲密关系，也不认识，只不过是为了解人之难，出于“同情”而已。而作为公司业务主任，利用手中权力，大笔一挥，随便给县上各级领导、局长、干部、以及亲朋好友，要啥批啥，要多少给多少。只要有他的“批条”，买啥都“合法合理”，难道世上就真的没有“公道”了吗？我决定，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和他“较量”一番，哪怕“鱼死网破”。说实在话，这是我忍无可忍，被逼无奈，下策之举。

7. 贬往“北大荒”

1971年8月，就在我和公司业务主任，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不到一个星期，千阳县商业局，给烟酒公司下发了一个关于我工作调动的通知。叫我限时到商业局人事科报到，另行分配。我来到商业局人事科，见到了老孔同志，他说，局务会研究决定，要加强基层供销社工作，准备派一些青年职工下基层去，（其实这次去基层，全县只有我一个人。）我被分到南湾岭供销社，我一听，有点蒙了。南湾岭，是号称千阳“北大荒”五个公社之一。山大沟深，“幅员辽阔”，交通不便，贫穷落后，向来都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甚至有人宁愿当农民种地，都不愿意在那里工作。我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公报私仇”，找借口，故意整我。我和老孔多少还有点交情，虽然他在商业局上班，但凭借他的身份定位，想通过烟酒公司业务主任李贵新（化名），买些计划供应的商品，是不可能的。所以平时买东西，我对老孔，在不违反大原则情况下，尽量给以照顾。正因为有这段交情，我就把自己心里话以及和业务主任发生冲突的起因、经过，详细诉说了一遍。尽管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能得到他一点同情，也算是对我的安慰。当然他不承认是“报复”，而且，还不停的劝导我服从命令，听从组织安排。当然我完全能理解，因为他是出于“顾大局”，“求团结”的愿望考虑问题。

看来要改变商业局的决定，几乎没啥希望，所以我用商量的口气，对老孔说，离开县城到基层去我愿意，看能不能不去“北大荒”，其他任何地方都行。他考虑了一会，建议我找李局长谈一谈，看有没有变通的可能。其实我和李局长关系更熟，平时对他的“照顾”真可谓周到备至。不管买啥东西，有没有“批条”我都“照顾”他。特别一些紧俏商品，往往要排队购买，他老远只要手一招，喊一声“小马”，我就“心领神会”，从未误过事。所以就凭这一点，你也该帮我一把，其实这对他来说，一句话的事。抱着这种想法，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但眼前的情景让我心凉了半截。我万没想到，平常对我和蔼亲善的李局长，今天对我是那么冷漠，一脸严肃，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正色地对我说，“局里这次决定是为了加强基层建设，特别是山区需要一批年轻人，你下去锻炼锻炼，这对你来说也是好事”。本来我想向他诉诉心里的苦衷，可刚一张口就被打断了。他说，“你在公司和业务主任吵架的事我也听说了，但这与你工作调动没有关系。另外作为年轻人，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遵守规章制度，这是应该的。计划供应的商品，不管是谁，都要按制度办事”。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回去准备准备，早点去报到，现在我还有点事，你先回吧”。此时此刻，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口是心非、厚颜无耻。我强忍着悲伤和眼泪，离开了李局长办公室。我发誓，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他。如果说，我为了同情一个可怜人，违反了纪律是个“错”，那么，我平时对他的“帮忙”就是“犯罪”，就是“助纣为虐”，我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我好悔恨呀！难道这就是“报应”？我以前“违反原则”，不管是帮助穷人，还是帮助富人，都是出于人之常情和一片善心，可得到的却是“恶报”和灾难。我决定辞职回家当农民，永远不再看他们的脸。后来我才知道李贵新向李局长告我“状”时，说我在公司职工大会上，不仅“大放厥词”攻击他，而且还“污蔑”李局长在内，县上有关领导。在他的挑拨下，李局长对我很生气。

回到房子后，我把铺盖和东西收拾好，准备天黑了就回家，给单位也没有必要打招呼了。吃过下午饭，和我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志来我房子，一看这种情况，感到有点突然，以为我要去新单位报到。后来听了我的解释，个个都感到很惊讶，说我的决定太草率，甚至有点荒唐。可我不以为然，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好意，但我的主意已定。天下农民多的是，尽管辛苦一点，但活得自由自在，不用看人脸色。和我关系最好的蔬菜收购员吴斌华，比我年龄大两岁，他不但坚决反对我辞职，而且以大哥的口气“教训”我，说我回去不仅丢自己脸，而且给全家也丢人。村里人笑话事小，给父母没法交代事大。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这话正点中了我的痛处，这也是我最纠结的。我辞职回家，不仅要招来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包括老师同学的议论，而且更要伤老父亲的心。我记得当年我们公司原主任老宋在我报到前来家见老父亲时，他老人家听说我要工作了，而且我未来的领导亲自来见我，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老宋叫宋启荣，是米脂县人，当年陕北红军游击队刘志丹手下一个分队长。解放后任千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被打成走资派，成立革委会时被安排到烟酒公司当主任。他当着父亲面说了不少赞美我的话，他老人家听了很高兴。世世代代以农为本的马家，现在出了个“吃公家饭”的，不仅给他争了面子，而且也“光宗耀祖”了。可现在突然又回来了，他老人家心里能好受吗。想到这，我只好放弃辞职的念头，“忍辱”接受去“北大荒”南湾岭报到。和我朝夕相处近两年的好同事、好伙伴都鼓励我、安慰我，并真诚地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常来看看他们，对此我除过感激之外，再就是无限的惭愧和惆怅。

三天内，我办好了离开千阳县城的粮油、户口及工作关系，带着商业局的介绍信，告别了曾经给我带来过欢乐和梦想的千阳县城，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和伙伴，也告别了让我伤透了心的烟酒公司，挤上了开往“北大荒”的长途汽车，前往南湾岭供销社报到。人一旦被逼一个地方，就得改变自己，也许可能绝处逢生。

8. 伤心的南湾岭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沉痛的教训使我也变得聪明了。所以我打算到了新单位，坚决听领导话，领导说啥就是啥，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甚至领导说“公鸡能下蛋”、“砂锅能捣蒜”，只要别人不表态，我绝不发言。与己无关的事，不管错与对，是与非，什么都不说。然而，事情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想法又错了。人一旦走了背运，该你倒霉时，不管怎么防都防不住。后来一位关系好的同事告诉我，在我还未来之前，供销社主任在全体职工会上，把我在原单位的表现以及和领导吵架的事说得“天昏地暗”。说我不遵守规章制度，“计划商品”想卖谁就卖谁。天不怕，地不怕，同志们惹不起，领导管不下，好像我比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还可怕。而且，李贵新还教了他一套“治”我的办法。可我对此一无所知。难怪我报到的那天，见到同志们，个个都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我向他们微笑着一点头，他们立马头一低就躲开了，都有点惊慌不知所措的样子。更让我尴尬的是，报到的那天，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卑躬屈膝”的想和新领导握个手，结果他不但没伸手，而且连看都没看一眼。我连忙递上一支烟，他把手来回摆了两下，表示不抽。这时他不紧不慢的说，“这里没有县城舒服，一切要服从安排，不能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连连点头回答，是是是。我也向他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叫我干啥就干啥。最后给我交代了具体工作，让我到废品收购门市上班。他说收购工作比较辛苦，另外经常要翻山越岭往乡下跑。对于他的安排，我非常满意，只要不去门市卖货，干啥我都愿意。另外往乡下跑，这正合我意，我求之不得哩。整个说话过程，他始终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只是时不时的，把他那搭拉下来的眼皮稍微抬一抬，蔑视我一下。这时，他拿出了自己的烟，自个儿点了一支。我原以为他拒绝我递的烟，是因为他不抽烟，原来他是不想落我的“人情”。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废品收购，虽然脏一点、累一点，但工作比较清闲。原来有一个中年女同志，因为经常休病假，所以我去了后，就成了这里的主力。由于太清闲了，主任经常给我安排一些分外的零碎活，帮其他门市卸车搬货，打扫院子卫生，甚至掏厕所，种蔬菜。尽管忙忙碌碌，但心情很愉快。为了让领导高兴，不论叫我干啥，我都无怨无悔。只要领导不另眼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

9. 走进“麻风病”区

尽管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但不仅丝毫没有赢得领导的满意，反而还要遭到无缘无故的指责和非难。对此我始终采取逆来顺受，一点都不和他生气。两个月来，我的心情似乎比以前愉快得多了，而且对离开县城，并没有什么遗憾。就在这时，公社要抽调一名同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领导就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简直都“欣喜若狂了”。我向领导保证，一定顺利完成任务，绝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公社根据我们主任的建议，把我分配到连公社干部都不愿意去，生活条件最艰苦、最贫困的赵家河大队。虽然离公社只有二十多里路，但全大队百十口人，分住在几个山头，山高路陡，队与队联系十分困难。我们主任的“好心”我明白，但他却不了解我，只要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天大的困难我都不怕。七八岁我上山放牛，什么样的路，没走过，什么样的坡，没爬过。上路的那天，公社赵主任要去另外一个大队，顺路和我结伴而行。他说话很幽默，一路给我讲了不少他下乡驻队时，发生的笑话和故事。虽然我和他刚刚相识，但经过一路交谈，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虽然他是南湾岭公社，最高“行政长官”，但他把自己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看不出一点“官架子”。我相信他一定是个能够吃苦耐劳，心系百姓的好干部。更让我感动的是，在路过赵家河大队时，他专门停留下来，陪我一起找到大队支书，作了一番交代。让他一定要安排好我在这里的食宿和出行，特别强调要注意安全。然后对我也再三叮咛了一番，才匆匆上路了。他还有十几里路程。

赵家河大队支书叫张志来（真人真名），三十八、九岁，黑脸大个，待人和善厚道。他把我领到大队部，详细介绍了周围环境，和各生产队情况。大队部设在全大队唯一的，一小块平地上。背靠一座仰望不见顶的高山，中间是一条河沟。河沟那边又是一片叠峦起伏的群山。在这块几百平方米的平地上，除过大队部外，还有三间小学教室。一个小商店，和一个电动磨面房。白天人来人往，并不感到寂寞。特别是小学，一个女老师，十几个小学生，三个不同年级，采用“复式教课”，课间很热闹，给这块荒僻的小山沟，增添了不少生机。

当天下午，我在支书家吃的第一顿饭。为了方便，他把我一个多月的“派饭”，全部安排在第一小队，这个队离大队部最近。每天吃派饭，一斤粮票，五毛钱。当天晚上，大队召开了各生产队干部会议，张支书向全大队干部把我做了介绍，说我是公社派来的，驻队干部老马同志，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了，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干部。结果他还说我太谦虚了。其实我还不到20岁，称我老马，真有点受之不起，但心里还是有点乐滋滋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这么高的“礼遇”和“尊重”。然而使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淳朴善良、待人忠诚、厚道的美德。在当晚的会上，我首先传达了公社关于贯彻《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计划和安排》，然后由大队张支书做了动员性的发言。

就这样，我每天晚上给社员学文件，读报纸，白天和社员同吃同劳动。在这一个月里，我只回去过两次，而且都是给公社汇报学习情况，或者取新的学习材料。都是当天来，当天走。所以，我也没有回过单位。说实在话，我也不想回去。一个月很快过去了，走的那天全队干部和一些社员群众，都到大队部院子送我。大伙都有点恋恋不舍，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看。

从赵家河大队回来以后，主任对我的态度变化并不大。但同志们对我和刚来时相比，有了很多的热情。而且见了我开始主动和我打招呼，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见了躲躲闪闪，绕着走。同志们对我的友好和亲善态度，一下子减轻了我心头压抑已久忧愁和悲伤。我第一次感受到同志们的友谊和温暖，是那么的珍贵呀。有的同志后来还和我成了好朋友。在我最困难时，他们都伸出了友谊的手，为我排忧解难，帮助我。后来是他们才告诉我，原来我下乡的赵家河大队，是国家早在解放初就确定的、令人恐惧的，传染病——麻风病“禁区”。当地出产的所有农副产品，和畜肉、禽蛋，国家都不实行“统购统销”。后来只有粮食，才慢慢放开了。历届公社干部下乡，也只是去走一走，转一圈，最多召集个干部会，不吃不住就离开了。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那里和广大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多月。现在我才明白了，公社赵主任为啥要给赵家河大队支书，特别强调让照顾好我的“食宿”，一定要“注意安全”，张支书为啥把我的“派饭”安排在固定的那几户社员家的“良苦用心”。相比之下，我们单位领导的做法，是多么缺乏“人性”和“良心”，说他心肠“歹毒”，也都不为过。我想和他理论，但事已至此，也无济于事。我只能强忍着一肚子的冤屈，装着啥事都没有。我就不相信，会染上“麻风病”。我的“懦弱”和忍让，感动了旁观者，彻底打消了同志们起初对我的偏见和误解。同志们对我的态度，由原来的冷漠、“无情”，转变为同情、真情，直至热情友好，从而改变了我刚来时的，尴尬和孤立的处境。从这个方面看，我也觉得值，有得有失。所以，我也不记恨领导对我的无情和“陷害”。“小人不计大人仇”，只要我能和他相安无事，我就满足了。我们毕竟还要来日方长，共在一个屋檐下，该低头时，就得低头。

因为我“热爱”下乡，所以赢得了公社领导和大多数干部的格外喜欢。只要有下乡任务，不管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同志，都愿意拉着我一块去，我也乐得其所。这样，我们单位领导更满意，因为他再也不为派人下乡困难而发愁了。久而久之，我总结出了个经验，“下乡吃上3年饭，给个县长都不干”。所以自从我来到南湾岭，到我离开“北大荒”，我几乎都是吃在农村、住在农村、工作劳动在农村。久而久之，我都不知道我是啥身份了。职工不像职工，干部不像干部，农民不像农民，我自封，我是“世上最全面”的、“混合型人才”。环境改造人，这话一点都不假。

10. “患难”逢知己

长期下乡，和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使我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尤其他们对人忠厚老实，淳朴善良的美德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触动。我想，本来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娃，跳出农门才两年，可为什么他对我“高看一眼”，那么的“敬重”我、“恭维”我？这是因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把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之希望，寄托在像我们这些“吃公家饭”的人身上。这种朴素善良的信任，怎能使你不感到“诚惶诚恐”？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他们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呢？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基层干部，即就是还不能帮助他们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报答人们对你的信任，那么你就应该拿出和他们“同甘共苦”的勇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给他们一点精神鼓舞，也就算对得起良心了。在南湾岭下乡期间，我真的还遇到了这样的两个好干部，而且还成了我的好朋友。

公社主任赵修功，是我下乡、驻队时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虽然他是“一社之长”，但是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官架子”。他每月除过定期回来参加公社例行会议外，其余时间，全身扑在农村工作上，全公社每个大队干部、群众都把他看着像是自己亲人一样。不管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他就着急、上火、甚至对着大队一把手“大发雷霆”。他在农村出大力、流大汗，甚至光着膀子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绝不是做秀。我和他在一起下乡的机会最多，而且没有特殊情况，几乎从未分开过。跟着他下乡虽然劳累一点，但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他乐观快乐，风趣幽默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人们忘记了疲劳和辛苦。他曾经跟我说过，他可能一辈子都要在“北大荒”干下去了。这对我一个还不到20岁的青年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后来我离开了南湾岭，离开了千阳，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几十年后，听县上一个认识他的老同志说，赵修功后来调到“北大荒”，最北的高崖公社。依然是一把手，直到几年后，病故在任期，终年50出头。这和他当年给我说的完全吻合了，他把自己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毫不保留的奉献给了千阳县最贫穷、最艰苦的山区人民。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什么文化程度，但他对我的印象，知识很渊博，不敢说是“满腹经纶”，但古今逸闻趣事，知道的可真不少。几十年后，我在陕西政协《各界导报》副刊发表的一篇杂文《吃派饭》，就是他讲的亲身经历。他的毛笔字，完全可以和当今那些“书法家”的作品媲美。特别是草书，龙飞凤舞，古朴大气。他曾经给我写过文天祥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虽然原字早已不在了，但我要用这两段千古绝句寄托对他的哀思。

在南湾岭下乡时，我还认识了一位和我同龄的干部，他叫杨仲秋（真人真名），西安人。1969年初中毕业，随着“三线建设大军”修建“成昆铁路”，两年后，18岁的他，被陕西省共青团组织作为团干部，分配到千阳县。后又由县上二次分配，到了南湾岭公社任团委书记。从此，也就走上了长年累月，下乡之路。共同的“职业”，使我俩由不相识到认识，慢慢地就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虽然我们两个年龄相近，但他比我来南湾岭早，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早了一年多。所以，他对农村工作经验比我丰富。我原以为当“干部”，我不如他，当“农民”干农活，他肯定不如我，结果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完全错了。我万没有想到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吃苦耐劳方面，并不比我差。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我明白了。虽然他出身城市，但他十六岁就去“三线建设”，什么苦活，累活没干过。再加上在南湾岭，经过一年半的下乡锻炼，他肯定要胜我一筹。不管施肥种地，还是“奋战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一线”，他都不比我弱。对此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这一点都不假。

最难忘的是，我俩“同甘共苦”，在大弯岭大队那段日子。白天，我俩在一块地里劳动，在两家吃饭。晚上，同在大队一个土炕上睡觉。虽然干了一天活够累了，但却有说不完的话，直到不知不觉睡着为止。他给我讲了不少在“三线建设”中的经历，和发生过的一些惨烈悲壮的故事。这些真实故事让人听了，有的使人“振奋人心，激动不已”，有的令人悲痛凄惨，痛心不已。特别是讲到有的同伴，在工程事故中不幸遇难时，他就止不住潸然泪下。

从“三线”回来等了几个月，当时党和国家表示绝不能“亏待”这些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筑路功臣”，一定要给安排合适的工作。可结果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被分配到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千阳县。后来又被二次分配到，千阳的“北大荒”，南湾岭公社。听了他的经历，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虽然我也经历了一些坎坷和不幸，但同他相比，他的不幸，不知要比我大多少倍。我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村娃，而他出生在大城市，从小长在令人羡慕的古城西安。十六岁又经历了“三线建设”的“生死考验”，现在又来到连当地人都不愿意来的南湾岭工作，心里怎能不难受呢。有一次我问他，未来有啥打算，是否要在这里长期扎根，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什么时候离开，怎么离开，到哪里去，一切都是未知数。他的人生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无边无际的“迷途”。对于未来前途命运、事业工作、和婚姻家庭，一系列现实问题，他连想都不敢想。他曾多次在我面前流露出，令人揪心的惆怅、忧愁、和无奈的悲伤，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他。在南湾岭，他有一个西安老乡，也是我在供销社的同事加朋友，他叫李长发（真人真名），西安43中“高66级”学生。是1968年，来千阳插队的第一批“知青”。1971年招工到南湾岭供销社，此时，已是供销社烟酒副食门市负责人。他在我心中绝对是一个“正义君子”，在我最困难时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只要我和杨仲秋从乡下回来，就到他房子，和他在一起抽烟、喝茶、聊天、打扑克，久而久之我们三个就成了好朋友。这是我们唯一感到最快乐的时刻。

后来我离开了“北大荒”，他们两个还在南湾岭。再后来，我离开了千阳县，我们三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李长发调回西安，在西安外语专科学校财务科当科长，直到退休。也许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20多年后的有一天，我在省委大院办事时，无意中碰见了几十年没有见过的杨仲秋。虽然都老了，但我们还是在同时第一眼都认出了对方，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时我才知他后来调回西安，在陕西省委老干局工作。尽管由于岁月蹉跎，30多岁才结婚，但现在也都有妻室家小了。

11. 旧房子倒了

我调到南湾岭供销社后，我们的领导不仅在工作上，处处为难我，而且在住房上，有意刁难我。南湾岭供销社是1971年下半年成立修建的。原来只有一个综合分销店，后来搬到离旧址一华里外的公路边，所有房屋建筑都是一崭新，尤其是一排职工宿舍，既向阳又宽畅。明明还有两间空房子，可我们领导，却让我住在原址的半间、50年代的破房子。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远离“群体”的，破败荒凉而又临山沟的破房子里，白天倒还罢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感到十分的恐惧。由于好久没有住过人，到处都是发霉变质的味道。一张单人床、两斗桌，再加一个方登子，就占满了整个房间。因为我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下乡。所以，王主任（供销社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房子好坏，对我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第二年秋季，下了一个星期的连阴雨，刚刚转晴，我正在大湾岭大队下乡，单位捎来话说，我的房子先一天晚上被雨水泡塌了，所有家产全部被埋在废墟里，让我赶快回去“抢救家产”。其实我的所有财产，除过一床旧铺盖外，还有一个旧竹篾壳电壶和一个破脸盆。当时我稍微楞了一下，然后我一想，这是“好事”呀，我高兴极了，甚至比鲁迅当年听说“雷峰塔倒了”还要高兴。也许这是老天帮了我一把，后来我就名正言顺的搬进了新房子。高兴之余倒叫人也有点后怕，假如不是因为我下乡不在家的话，那后果是多么可怕。真是苍天有眼，偏偏就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房子倒了。当然我也还要感激我们领导，对我的特殊“关心和照顾”，是他害我的同时也救了我。

12. 踏雪翻越刘家岭

1972年12月底，公社规模性的下乡工作暂告一段落。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废品收购门市。由于这一段时间是收购淡季，我又在主任的支配下，“重操旧业”。包揽了供销社，各种“杂活”。直到来年春节过后，公社还没有安排下乡工作。主任看我在单位太消闲了，心里总是“不舒服”。所以正月还没有出头，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很不靠谱的下乡任务。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春天刚刚开始，就让我去南湾岭，最偏远的刘家岭大队，统计当年夏收生产资料需求情况。当时，连续几天都在下大雪，我以前从来还没有去过刘家岭。刘家岭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翻山越岭，道路极其难走。那天刚吃过早饭，主任就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准备准备，今天就赶快下去，年轻人嘛，下个雪就不敢出门啦？”说实在话，我真发愁，因为雪仍然下个不停。但我又不能说不去，所以只有答应，等雪下得小了立即出发。可老天偏偏与人作对，不仅没有小，反而越下越大。主任看我迟迟未动，有点“迫不及待”了，一会时间催了好几次，好像我不走他就活不下去了似的。快到中午时，我实在不想再听他那，“催命鬼”般的喊叫声。穿上高筒雨鞋，带上陪伴我多年的，大功率半导体收音机，挎着当年“大串联”时背过的“红军不怕远难征”的军用挎包，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离不开，我平时下乡时，随身常带的“武器”——枣木“打狗棍”。临走时到烟酒门市同我的好同事李长发打了个招呼。四五个同事正围坐在两个大铁炉旁烤火、聊天、品茶。其实他们也听到了主任在院子里的喊叫声，所以他们对我冒着大雪，被逼去刘家岭愤愤不平，但又不好插言。李长发出主意，让我坐在门市烤火，等一等说不定有刘家岭人来买货，好一块结伴走。我也觉着有道理，可刚坐下来不一会，主任不知怎么发觉了，走进门市对我大发雷霆，我一看“形势不好”，赶快离开门市上路了。这时我想，宁愿出门遇到什么“不测”，也不愿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出了门我朝着刘家岭方向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走过一马平原，快到第一道大峡谷边时，我停住了脚步，回头一望，突然发现远处，隐隐约约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晃晃悠悠朝我走来。难道是黑熊？我心里有点吃紧了，因为大雪封山时，黑熊出来找食物是常事。我只好停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好做个防备。这时雪依然在下，四处静极了，除过沙沙的下雪声，再就是我咚咚的心跳声。尽管我知道食草动物，一般情况不会攻击人，但心里还是很紧张。我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然后把手中的五尺棍，在空中来回抡了几下。棍子在空中发出的“气贯长虹”般的呼啸声，足以令人精神振奋，勇气倍增。就在我作好与黑熊进行搏斗的准备时，“黑影子”朝我越走越快，距离越来越近，直到我基本上能判断清楚的同时，也听到了人的喊叫声。而且不停地朝我招手，我立即断定，我一定遇到“贵人”了。果不其然，走到我跟前的是一个穿着黑翻毛羊皮大氅的中年男子。经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刘家岭大队支书，叫刘得虎。早上他来公社参加党委会议，下午准备要回去，在烟酒门市买东西时，李长发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当时情不自禁的，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赶忙给他点了一支烟，我说，“你可把我吓坏了，我正准备和你博斗呢”。我把刚才的误会给他说了后，他笑着说，“要是真的博斗，你恐怕还不是黑熊的对手”。然后我们两个结伴而行，经过两个小时，翻山越岭，艰难跋渉，终于赶天黑，到了刘家岭。他家就在大队部后面，晚饭就在他家吃的。利用我们吃饭的机会，他让爱人赶快去把大队的土炕烧热。并且把大会议室的大火炉生着。吃罢饭我们俩来到大队部，尽管外边天寒地冻，房子里面由于有火炉、有炕使人感到暖融融的，一点都不觉着冷。他给我泡了一大搪瓷罐子茶，然后他建议我，不必去各个生产小队。因为五个生产队，分别在五个山头上，来来去去不容易，特别是下雪天，困难更大。所以他让我安心住在大队部，让大队会计通知各小队，把夏收生产资料计划报到大队，然后统一造册，交给我就完事了。听他这样安排，我就省心多了，我特向他表示感谢。由于我和他是第一次认识，所以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情况。从交谈中，我觉得他性格健谈豪爽，待人和气善良，頻具同情心。当他了解到我这次出来的情况后，唏嘘不已，深表同情。因为我的年龄比他大儿子还小两岁，他在新疆当兵都三年多了，而且入了党，准备还要提干。对此我很羡慕，我想，如果我能像他儿子那样，该多好呀，不至于受这么多的坎坷。

13. 半夜枪声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和他拉家常聊天，直到深夜。临走时，他给我交代了一下，晚上注意安全的事。他说，刘家岭每到冬季，特别是下雪天，饿狼半夜三更出来在村子到处找吃的，挖门打窗户的事司空见惯。大队部平时没人还罢了，有了人，狼的嗅觉很灵敏，闻到人的气味，就在外边嚎叫闹腾，让我不要怕。门窗都很坚实，而且里面有两道门栓。尽管小时候，狼我见得多了，但经他这么一说，心里倒还真有点吃紧。为了以防万一，他把办公室墙壁上挂的长筒猎枪换上引信，让我放在身旁。其实玩猎枪我在农村时，是家常便饭的事。所以我一看，这是一杆不错的，有年头的老来复枪。有它我还怕什么呢。

也许一天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使我有点太疲惫了，钻进热腾腾的被窝就“不省人事了”。什么“野狼嚎”、打窗户挖门，我一概没听见。就在我睡的正香时，突然，砰！一声巨响，惊醒了我。一股刺鼻的硝烟味，使我马上明白过来了，枪走火了。我赶快起来点着煤油灯，哇，满屋子笼罩在火药的烟雾中。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枪口对着的大木门背后，密密麻麻，黄豆大的铁砂子钉满了三寸厚的槐木门扇。幸亏木门结实，否则不就成“筛子底”了。我仔细一看，枪是因为关机走火的。它就在我身旁平放着，不知是我碰了枪机，还是枪机碰了我，反正走火了。想起来真叫人有点后怕。假如枪口稍微一移位，那后果是多么可怕呀。也许这是老天保佑，使我躲过一难。刘支书第二天知道后，也深感万幸。他后悔，没有给我交代清楚。 虽然虚惊一场，但平安无事，我们都感到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