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音乐学习记忆
音乐伴我成长、度过难忘岁月,现在又伴我度过晚年。它的魅力让我此生离不开它。
我有幸有一个喜爱音乐和音乐知识丰富的父亲。小时候,家里书多、唱片多,加之小学恩师们的循循善诱,让我阅读、音乐都上了瘾,以至很多世界名曲只播放几个小节,我就能接着哼下去,甚至说出曲名和作者。
我健在的老母不久前还瞪着我说:“你啊,那时候,一张唱片可以听一天!”
那就是我所说的音乐的魅力,它能让我游历那些未知的、自然涌出的世界,将你的情绪引导到另一个空间,总让我能得到抚慰、寄托,甚至能自由地飞翔。
慢慢地、我脑中渐渐装下了成千首歌曲和乐曲(读大学时还真和挚友统计过),现随着年岁增长,脑子正向“败灯”的方向发展,但唯独音乐的记忆比别的都牢固。
我童年受到的音乐教育是家父有计划灌输的。
父亲和他的挚友曾卓叔叔看我喜欢音乐,特地在百忙中抽空带我看过不少音乐演出,甚至包括稀有的、苏联芭蕾舞团在(兰陵路)中南剧场的演出和一次苏联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让我看得“手舞足蹈”。
高小转入三十一小后,遇到学校配合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组织音乐活动,请来我班王晓竺(后成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的(武汉师专音乐系毕业的)舅舅来校辅导教唱。他组织我们排练和教唱冼星海的《太行山上》、还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十几首歌曲,我都被安排在低音和声部。记得那时候,我们全班竟都爱上了唱歌。
我也是此时初步学习了识简谱、打拍子,还初次体验了“和声”和“对位”。那年,我们年级被好几次安排到少年宫演唱,被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出,我记得还有在二十中读书、代表她母校三十小(北京路小学)来领唱的谢芳。
不久,学校又在操场组织音乐会,班主任刘玉兰老师叫我预备“独唱”,我几乎要喜 “疯”。
父亲知道了,见我喜欢唱歌(我的表现欲望被他忽略不计),便亲自给我讲了当年《太行山上》的诞生经过。
天哪!这个伟大的歌曲在父亲的经历中!
我那时还小,不懂得我的家庭曾经那么幸运,怎么这歌曲的伟大作曲家冼星海竟然是爸爸的朋友?只觉得“太好了”,爸爸“有板眼”(汉口方言:有本事)!于是我还专门约上同学一起去离学校不远的“中原电影院”看了《夜半歌声》。虽然吓得一年不敢一个人独自过夜,却迷上了盛家伦的歌声。
至今回忆才懂得父亲那么有用心:每天下班后,他还亲自教我,让我唱会了这电影里面的所有插曲。
我的一生享受过他人少有的父爱!
1955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被安排在学校操场举行的全校联欢会上,表演独唱了苏联歌曲《坦克车手》和冼星海为《夜半歌声》谱写的插曲《热血》。
家里有台(原本是父亲为母亲预备的)钢琴,却也成了我的“玩具”,我没有受到完整正规训练,但是却得到机会熟悉了键盘和大小调的音阶指法。尽管父亲在百忙中不止一次叮嘱我 “没有指法的谱子不要乱弹!”,但是我却忍不住悄悄地学着识谱时,也擅自学弹着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结果形成了“上不了正席”的一套自娱自乐指法、但是简谱识谱基础却从此悄悄印记在心。
进入初中(武汉六中)后,我的音乐梦开始“暂停”。
当时在六中有让我们很多人都崇拜总务主任殷嘉裕。他早就是武汉中小学生谈起就竖大拇指的音乐指挥家了。每年汉口国庆、五一等汉口大游行时,六男中管弦乐队都排在最前和军乐一起组成仪仗队,我们的殷老师则总是在队前持棒指挥。而我进六中后才知道,原来父亲和他在1938年“保卫大武汉”岁月中就已经认识。
我当时曾经很想进校乐队。有一次在教学楼走廊遇到殷老师时,我竟迫不及待地扭住他“自我介绍”。殷老师微笑着听完,眼色骤亮:他果然熟知我父亲,并立刻要我代他表达对我父亲的问候。听了我的愿望后,当即坦然答应让我进校乐队,学习木管乐(吹黑管。一般都是要音乐老师推荐后再选拔的)。
不过,后来因我母亲担忧我小时候得过肺部疾病,不想让我学“吹”乐器,结果不了了之。
这一来,我几乎停止了所有音乐爱好,好在我并不入迷,除了将同学袁家汉、鲁长春带到家钢琴旁“表现”过和娱乐一番外,没有多大长进。
高中进实验中学后,又因父亲嘱托自己“认真打好数理化基础”,自己便有意识疏远文艺。尽管当时我们班曾有很有天才的、能自编自演小歌剧的余启宪同学,但我却刻意保持了距离。但是在班主任曾焕新老师的教导下,我使劲地学了十多首俄语歌曲。
雪上加霜的是在高中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每到周末,我通常都要回家。我粮食定量每月31斤、每月8元1角的伙食(周末回家可以退一天的定额粮票),顿顿填不饱肚子。到家时,看到的是憔悴的父母、饥肠辘辘的弟弟和妹妹。我的父亲因长期吃不饱已经患上了浮肿病。
我藏爱于心的父亲啊!他为了让我们多少补一点(他也知道我们不能在学校喊饿“掉链子”,影响进步),便每周六从自由市场买些藕、苕回来给我们加餐。他想要我们吃饱但又怕我们胀坏。我虽不能尽兴,但每回家也能称得上“打牙祭”了。我也不知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直到后来上大学我钟情于音乐时,才知道父亲将以前为母亲买的那部钢琴卖了一千多元,全部用在了补充我们的饮食!
但是童年的训练,让我有了音乐需要的听的准“耳朵”、唱得准的“喉咙”和节奏感,童年的音乐基础无形却深入骨髓。后悔我没能将音乐素质继承传给我的后代,这一点,我不能推诿给工作和生活之难,只能说,是我对不起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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