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长廊彩绘三国故事“曹操赋诗”（赤壁之战时）

汉灵帝即位的元年，党锢之祸刚刚过去一年，名列“三君”的大将军窦武、太尉陈蕃相继遭宦官毒手，随后无数清流名士惨遭迫害，第二次党锢之祸再掀腥风血雨。

“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

一封奏书犹如犀利的雷电，响彻朝堂上空，留下阵阵回响。它的作者，就是被评为“乱世之英雄”的曹操。在这恐怖、黑暗的时刻，曹操怀着匡扶汉室的使命感挺身而出，为蒙冤名士上书翻案，矛头直指专擅朝政的宦官集团。

不同于曹诗，这短短十六字，铿锵有力，势如千钧，道出曹操刚正无私的浩然正气。在诗歌之外，曹操还留下了以公文为主的150余篇散文。这些文字简练质朴，清峻务实，与慷慨悲凉的豪言壮语相得益彰，共同展现了曹操的文采、智慧和理想，共同刻画出更加真实立体的曹操。

军令如山，智勇无双

曹操的文章，作于末代乱世之际，鞍马行伍之间，是他治军安国的重要辅助，陈情明志的最佳途径。他对文章的要求，是尚用、尚质，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曹操的文章，作于末代乱世之际，鞍马行伍之间，是他治军安国的重要辅助，陈情明志的最佳途径。

因而曹操常作一句两句之公文，篇幅大多在几十到百余字之间。他的作品，以文体观之，包括令、表、书、檄等公文体式，种类丰富；以行文观之，则不蔓不枝，简略严明；以文风观之，则峻切洒脱，真言真情，以一代英雄豪杰的大格局、大气度在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

他是地位尊崇的三军统帅和百官之首，因而其存世之作，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军务征战、修政治国的教令之文。这些文章惜字如金，指陈主题，力求用最精炼的字句下达最准确的命令、最丰富的内涵。这不仅由于曹操事务繁忙，光阴宝贵，也充分表现出他雷厉风行、英明果决的处事风格。

曹操重视以法令治军，制定一系列赏罚分明、行之有效的军令，塑造了严明军纪，最终凭借武力扫平北方诸侯，建立了三国中的最强国。令文简明扼要者，如《造发石车令》：“《传》言：旝动而鼓。”意思是《左传》中说：发石车启动，即刻擂鼓进攻。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进行终极决战——官渡之战，曹操下令仿造发石车，辅助攻击、鼓舞士气。曹操引用经典语句，言简意赅，指明进攻的武器和时机，操作性强。大战之时，发石车声震天地，威力无穷，大破袁军营楼，有“霹雳车”之称。曹军也在战场上以少胜多，创造奇迹。

建安八年，曹操颁布《军令》三则，规定行军的“三不准”：不得调试弓弩，不得屠杀卖货，不得砍伐果木。犯军令者，根据不同情形受到鞭二百、杖五十、没收货物、或髡剪示众的处罚，条文非常明确。他还规定从出营、行进到结营的整个行军过程中，如何使用兵器、幡旗、战鼓等军用物品，保证军队令行禁止，作战时发挥最强的战斗力。

都说军令如山，曹操的令文并非一纸空文，对军中上下一视同仁。史传记载，曹操有一次行军路过麦田，下令曰：“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然而曹操坐骑突然蹿进麦地践踏。曹操依军令要把自己治罪，主簿以“罚不加于尊”请求免罪。

曹操却说：“制法而犯法，怎么统领下属？”但是考虑到曹操身为将帅，不可轻死，于是他自请刑罚，挥剑斩断一缕头发扔在地上，代替死罪。曹操割发代首，不仅肃清军纪，更彰显出无私无畏的君王风范。

作为天才军事家，曹操作战前能料敌机先，通过教令形式调兵遣将，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派出七千兵马驻守合肥，对抗孙权，同时给护军一道密函，封皮上书“贼至乃发”。后来，孙权率十万大军包围合肥，曹营将士展信拜读，竟是一条锦囊妙计：

“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于是，张辽招募八百死士，趁吴军尚未集结完毕就予以迎头痛击，大获全胜。战事未发，曹操不仅提前预见敌军动向，更能知人善用，周详部署，将整个战局尽在掌控之中。他身未至，却观之远，写下二十一字遥遥指挥一场战争，再加上曹将谨守军令、曹军勇猛善战的配合，辅佐他真正做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忠义扶汉，乱世奇文

东汉末年，曹操从兴兵讨董开始，一路南征北战，奉天子以令不臣，挥兵锋以平乱世。他自比周公，终生维护汉室，即使成为国家实际的掌权者，也不肯废汉自立。他曾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在世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与曹操的经历何其相似。

曹操最骄傲的并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他为国家的贡献：“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然而曹操奉侍汉朝的忠心，遭到朝中政敌和地方诸侯的抨击和污蔑。建安十五年，56岁的曹操发布一篇特殊的令文，借着辞让加封县邑之事，自述本志，即《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曹操现存的篇幅最长的散文，它就像一篇自传，讲述曹操本人的生平事迹和人生理想，并且推心置腹阐述自己手握大权的用意，是为了国家安定、子孙平安，而非一己私利。

曹操以丞相身份“让县”，用的文体却是上行下的“令”而非下奏上的“表”，说明他写文的目的，并不是向汉帝表述忠心，而是向普天之下的王臣，表明辅助汉帝统一的壮志雄心。如此行文，天然具有高屋建瓴、俯瞰群雄的格调，让这篇散文在开场就先声夺人，气势非凡。

这篇文章主要分两大层次，第一层的主要内容是，曹操随着年龄增长和时局变化，树立不同的理想。早年初举孝廉，他只想做一方太守。到了黄巾起义、董卓作乱，他发现区区循吏不足以挽救分裂动荡的国家，于是立志做一名征西将军，讨贼立功。待到一统北方，拜将封侯，他的理想则升华为士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目标。

他的理想经历两次飞跃，本质上都是为了汉朝基业鞠躬尽瘁。为了实现理想，他不避权贵势力，甘受征战之苦；无惧流言蜚语，淡看世间名利，一步步走向理想的终点。在写下这篇文章时，他能够踌躇滿志地总结：“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然而曹操最骄傲的并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他为国家的贡献：“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不是一句虚言，是他带领将士一刀一枪、一城一池打拼出来的成就。通过如此坦承、自信的一句话，一个纵横天下、气吞山河的曹公形象立刻跃然纸上。

接下来，曹操引用前代仁人志士的典故，自明本志：他会像齐桓、晋文那样尊王攘夷，以大事小；会像乐毅、蒙恬那样不忘君恩，忠义报国；会像介推、申胥那样固辞封赏，高风亮节。但是他深知国家三分、江湖未静，因而他可以不要封赏，但绝不能放弃权位，为了“慕虚名而处实祸”，将式微的汉室和曹氏的命运置于危险境地。

曹操通过此文，议时政、谈抱负、诉衷情，自然真诚，毫无虚假的矫饰，不仅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浓缩其中，同时阐明坚定的立场和原则，对谤议予以漂亮的反击，展现了魏武雄主的豪气和胆魄。

除了这篇指陈心志的“述志令”，曹操的扶汉忠心在其它公文中也有所体现。董卓作乱时，袁绍身为义军盟主，意图另立朝廷取代汉献帝，并约盟曹操。曹操作《答袁绍》拒之，首先说明义军为了共同的国家大义而集结，如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臣子废立君主，“天下其孰安之？”他义正辞严地表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曹操一生功勋卓著，受到汉帝封赏无数，他也多次呈交辞让的表奏。这些文章写得整饬谦卑，表达对汉帝的尊敬和忠心，也含蓄地为自己正名。曹操也有请功求赏的时候，却是为了手下的贤士功臣。尽管他大权在握，封赏人才并非难事，但他还是按照礼数和规矩，恭敬地请求汉帝的认可。这类奏疏，也将人才功绩昭示四海，成为招纳贤才的绝佳机会。

谆谆叮嘱，别有深情

曹操是心怀家国的大英雄，也是感情丰富的文学家。不独他的诗歌奔涌着充溢浪漫的豪情，其散文也时常流露深情，打动人的心弦。曹操志在统一，任人唯贤，对待人才怀着“悠悠我心”的渴慕之意和“周公吐哺”的殷切之态。他的真情，首先表露在和手下能人异士的书信往来中。

曹操分香卖履，写尽了人生风流云散之际的最后眷恋，也写出了他在斡旋政坛、浴血沙场之外的另一种缱绻深情

身负王佐之才的荀彧，是曹操麾下首席谋士，也是曹操修书较多的一位。早年曹操希望重用荀彧，以其同乡激励他的志气，发出热情豪迈的一问：“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折射出曹操对颖川人杰地灵的叹服，以及对荀彧才识的欣赏与渴求。

“夫功未必野战也”，曹操对荀彧的功劳非常推崇，认为他一人胜过千军万马。曹操在书信中用一连串排比称赞荀彧：“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倚重、激赏之情溢于言表。

建安年间，战乱与疫病的双重灾难，让生命脆弱易逝，曹操也备尝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而贤士兼故友的逝去，让他尤为痛惜和悲切。同样深受器重的谋士郭嘉英年早逝，曹操在写给荀彧的书信中，真挚地抒发了对郭嘉的伤逝和缅怀。

在《与荀彧书追伤郭嘉》中，曹操回忆了君臣两人相处十一载，已是可遇不可求的患难知己；如今谋臣亡故，就算为其后代增加封赏，也不能弥补失去他的损失和痛苦。曹操频频写下“悲痛伤心”“追念之感深”“不能去心”等语，情真意切，字字泣血锥心。

曹操对至亲家眷的情感同样感人至深。曹植是他最宠爱、并且给予厚望的儿子。在曹植二十三岁那年，曹操出征孙权，安排他镇守后方邺城，留书一封，即语重心长的《戒子植》。

他说：自己在二十三岁时，就做顿邱令了，那时候锋芒毕露，欲澄清天下，至今回想都不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如今曹植也二十三岁了，一定要及时当勉励啊！短短几行书信，再现了烈士暮年回顾人生旅途时的豪情满怀，更表达了曹操对爱子的无限厚望。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本是万象更新之时，晚年的曹操突然感到身体欠佳，于是饮粥、服汤药调理。他年事已高，又患有头风病，因而认真考虑后事。站在人生的终点，曹操没有恐惧，而是用琐碎真诚的语言，留下一篇别开生面的《遗令》。

文章中，曹操从自己身体不适讲起，预感到生命无常，着手安排后事。他一反厚葬之风，要求简礼薄葬，命令将士百官各司其职，以国家大局为重。同时，他把最细腻的心思，用在了对妻妾伎人的妥善安置上，这也成了文章中最富有人情味的部分。

曹操不厌其烦地嘱咐，婢妾们平日勤苦，此后安居铜雀台中；所余香料分送诸位夫人，不必用于祭祀；诸房中人可学做带子、鞋子售卖，维持生计。兼济天下，是大英雄的使命；安顿家室，也是大丈夫的责任。曹操“分香卖履”，写尽了人生风流云散之际的最后眷恋，也写出了他在斡旋政坛、浴血沙场之外的另一种缱绻深情。他也因此创造了一个情深意重的典故，一种更为丰满的英雄文化。

曹操的散文，同他的诗歌相似，是他日常生平的写照，家国情怀的抒写。他在艰苦的戎马生涯中建立武功，在剧烈的政治漩涡中推行理想，也在雄奇的人生画卷中著述诗文。魏武曹操，不仅因为他的辅弼与奠基之功而顶天立地，也因为他的妙笔与才情之作而万姓宗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