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会上的讲话

投稿用户 • 2024年6月29日 am3:45 • 范文大全 • 阅读 13

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城市治理不仅关乎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关乎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我国城市治理的目标与路径，即“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市时再次强调，“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重大任务”，要求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上善作善成。由于城市社会（尤其是超大型城市）往往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城市治理现代化涉及规模、角色、短板、伦理、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如何谱写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篇章，可以运用“起承转合”的思维，使其化繁为简、环环相扣、清晰有序。
　　　　一、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起”，就是要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强化城市治理问题导向
　　　　（一）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历史方位中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立足国情、顺势而为。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与农村相比，城市能够为人们提供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和文化等资源和公共服务。因此，工业革命以来，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带来了资金、技术、信息和服务等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和改善。但与此同时，因人口高度流动引发的贫富差距、跨界犯罪、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疾病传播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城镇化起步较晚、水平低，但发展速度快。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每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冲击着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多，容易出现突发性事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城市发展遇到的问题，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也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为此，我国城市治理要从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必须立足国情；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一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尊重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承和群众诉求；二要顺应农民进城务工的大趋势，把该打开的“城门”打开，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二）强化城市治理问题导向，深入调研，加快补好短板。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作为一种过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问题导向，这是确保高质量公共决策和造福社会的前提，因为“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体现在城市治理中。例如，城市产业布局与交通拥堵有着怎样的关联？外来常住人口多大程度享受到了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郊区、城郊接合部或城中村等居民又面临着多大程度的公共服务短缺和治安风险？“不畏浮云遮望眼。”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确定真问题和决策焦点，就离不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到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医保改革等，小到垃圾桶设置、电梯加装、暴雪除冰和文明养犬等，都是城市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只有经过“身入”基层、“心到”基层的调研，有了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和“七嘴八舌式”的讨论，经过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才能精准了解居民需求。在此基础上，公共部门才能更容易做好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等工作，力求以成本最低，找到最大产出效能的问题解决路径。
　　　　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承”，就是要理顺关系，发挥协同合力，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的结构均衡，即必须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一方面，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其相互协调，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政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克制“管事偏好”，更好地发挥其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城市治理格局，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认识到，缺乏社会资源、政府大包大揽的治理不仅高能耗、低绩效，也无法满足群众多元的公共服务需求。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规模小，公益性、慈善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偏少，不足以成为疏解多元压力、分散公众情绪的主渠道。为此，必须加快培育社会组织的步伐，为其“牵线搭桥”，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度，让城市“毛细血管”越来越密，更有“弹性”。此外，必须加强不同区域（层次）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随着“互联网+”引领的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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