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记日记的历史相当悠久。由于我缺少幼儿园学历,所以从小自学文化,进度就比普通孩子要稍微快了一些。我不到五岁开始通过看地图识字,接着学会了查五角号码字典,此后识字的速度突飞猛进,很快就能读书看报了。从五岁开始,父母为了哄我玩,给了我一个铅笔头和一个小得出奇的本子,让我在上面写写画画,于是我就开始了写字的尝试。
后来有一天,爸爸午睡起来,看见我自己坐在小板凳上,用椅子当桌面,在小本子上写字,就随手扔给我一本《雷锋日记》,告诉我以后可以练习写日记,把每天的事情记下来。然后又告诉我写日记的格式,还有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等等。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于是就答应下来,说每天写的时候有不会写的字就问他。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日记生涯。
我最早用的“日记本”,就是我在前面说的那种“小得出奇”的本子。说起这个本子的来历还有点意思呢。当时妈妈所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加工一种蓝色纸封面的软皮本,这种本子刚刚装订好的时候形状不规则,需要统一用裁刀切一下,以便规格统一。这样被裁下来的部分就剩下一个很细长的小本子,妈妈就把这些裁成细长小本子的碎纸头拿回家来,让我写着玩。所以我从五岁到上学前的“日记本”,都是这种碎纸头。
这种小本子很窄,只能写上三四行字,所以我的一篇日记要写上两到三页。一开始,我遇到不会写的字会问爸爸,后来就不问了,而是自己看书找相同的字一笔一划地照着描下来,写好之后就放在我的小抽屉里。说来也奇怪,不知道是为什么,我那时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有了现在称为“隐私”的概念,我那时特别讨厌别人看我的日记。现在想来,那时我的日记非常单纯,真的是有一说一,记录的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小天地和真情实感。日记当中包括今天读了什么书,干什么玩了,看见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也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时候父母一般也不看我写的这些东西,他们还要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呢。爸爸虽然是在文革中“因文获罪”,但写东西的坏毛病其实一直偷偷地保留着,只不过他每天会在一个大本子上偷偷摸摸写上几页,然后就锁在柜子里,谁也不给看。我基本上也是有样学样,写完了就放在抽屉的最里面,也是设法不让人看见。
不过,有一次还是被发现了,让我着着实实地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因文获罪”。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引得妈妈生气了,被妈妈摁到床边打屁股,直打得我涕泪横飞。顺便说,我们家那个时候对我们训斥责打的主要是妈妈,爸爸倒总是护着我们。所以,我家那时是典型的“慈父严母”,直到我们都上了大学,不知为什么父母的角色换了一个个,变成了“严父慈母”。那天妈妈打过我之后,我非常生气,晚上就在日记里把这件事写上了,并且写下了我对妈妈的诅咒。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妈妈打了我,以后他死了我也不管!”不幸的是,这篇日记过了一段时间在妈妈收拾抽屉时被发现了,于是又惹得她大怒,为此又被她拖去打了一顿。不过,后来妈妈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笑话,逢人便说,一直说到她的晚年,到我五十多岁时提起来还要笑一会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为了保存个人日记的隐私想尽了办法,比如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写上“日记是我记,里面有秘密,别人看日记,要有我同意”之类的话,还有把日记写完塞到枕头套里,或者放在柜子的最里面的角落里,等等。不过还是不时被家里人拿出来看,后来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就把日记里提到的人都用字母代替,尽量不让人猜出来。
到了上小学之后,日记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时正是政治运动时期,老师会布置学生写日记,老师还要批改,然后同学之间传阅。这样一来,日记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毫无隐私可言,变成了“作业”的一部分。说起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习惯于说“假大空”的话,大概就是从写这类准备在牺牲后公开发表的“日记”和文革时的“讲用”开始的吧。对了,在这里顺便说说文革那会儿的“讲用”是怎么回事吧,要不然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及以后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所谓“讲用”,就是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是怎样进行思想斗争的,想到了毛主席哪一句教导,然后自己如何“狠斗私字一闪念”,在行动上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讲”自己如何“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斗私批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能找到那时候的青少年写的日记,这样的“豪言壮语”和所谓“正能量”的东西比比皆是,我不敢说这里都是谎言,但八成以上是“注水”的应当没有大错。
由于从小学到中学,日记都已经成为了作业的一部分,需要拿到学校去接收批改和传阅,我就改变了日记的写法。变成了两套日记本。一套是写给自己的东西,这里有些内容与交给老师的日记是一致的,但多数没有那些“拔高”的话,还是单纯记事为主,辅之以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一本日记属于“隐私”,有一些东西不那么阳光或“正能量”,所以照例写好了偷偷藏起来。而另一套日记本则是为了拿到学校去的,里面除了“讲用”的内容之外,就是一篇篇的小作文。由于我从小就没有停笔地写东西,所以这类日记对我来说就如同今天写公众号一样,几乎不用怎么费脑子,随手就写出来了。而且,这些日记几乎每次都被老师评为“优”,并给全班同学传阅。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时的日记已经没有当年“讲用”式的东西了,上交老师也不再是日记,而是“周记”,实际上就是每周写一篇小作文。我的“周记”这时一般都是写一篇小散文,一直到高三仍然被老师表扬并在班上传阅。
尽管后来不再用每天向老师上交日记了,但我的两套并行不悖的日记依旧写着,其中个人的日记一天不漏,一直坚持到我工作后就职于文稿起草岗位之后,才被工作日志取而代之。
现在想来有点可惜的是,我当年的那些日记没能保存下来,几次搬家都散失殆尽,目前只有半本1983年上半年的日记。有意思的是,由于那时为了“防偷窥”起见,我在日记里记下的人名都是代码,今天连我自己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当年的日记里写的是谁了。
我现在还写不写日记?可以说还在写。为什么说的这么勉勉强强的呢?这是因为,如果按照当年那种“日记”的标准来看,我早已经不再写了。但如果说每天都能记录下工作,并且同时也写一点可以“供人品头论足”类似于像上小学和中学时那样的“日记”,那么可以说仍然在坚持写。因为,我直到今天依旧每天写工作日志,至于“供人品头论足”的小文章,这种公众号的文章应当算吧?我可是每天都“笔耕不辍”呢!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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