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余华读后感500字左右，《活着》表达了什么人生哲理

“为什么后来评论家们都赞扬我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2022年末，纪实类节目《我在岛屿读书》播出，节目里的余华带着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文城》重回大众视野。书声与海浪声里，余华与众人对话金句频出，由此还收获了他在先锋作家之外的新身份——脱口秀大师。人们通过各类访谈、讲座、综艺节目，看到了这位文学大师风趣幽默的另外一面，也了解了他与纸笔相伴的文学人生。

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中，作家西川（左一）、苏童（右一）与余华对谈

搬迁海盐

穿梭在县医院与图书馆

之间的少年时光

1960年4月初，春风回暖。浙江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在江南的四月天里降生。他是这个家里的第二个儿子，随母姓“余”，名字则取父亲的姓氏为“华”。

那时，浙江省血吸虫病泛滥，父亲作为防疫大队的一员，率先离开了杭州，到厦门参与防疫工作，而后又经调派前往嘉兴下辖的海盐，在海盐新成立的医院里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做一名外科医生。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余华在杭州仅仅停留了三年，就跟随母亲和哥哥去往父亲工作的海盐生活。

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时不时发出嗡嗡声响的电线杆，农忙时蒸着暑气和汗水的广阔稻田，还有那座横亘在医院住院部和门诊部之间、多几个人一同行走就会不停摇晃的简易木桥……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余华对海盐的印象，也自此伴随着余华一路成长。

余华

安顿下来后，余华的母亲也进入了县医院工作。医院的工作忙碌而充实，为了安全起见，父母便在孩子不用上学而自己又无暇照料他们时，把两个孩子锁在家里。在狭小的空间里，余华和哥哥常趴在窗前看风景，他们眼里的风景，起初是碧野平畴和田地里劳作的农人、田垄上追逐的孩子。到后来，他们全家从这处居所搬离，住进了县医院，这风景便不再常常出现。他们眼里最常见到的事物，变成了外科手术后染了血液的医师袍和太平间里露出的带着死气的青灰色。

他们耳边的声音也跟着变了，田间地里收工的呼喊太远，近在耳边的声音是病房内外的哭泣。余华一家在医院的住处，位于外科和太平间之间，特殊的居住环境让余华很早就开始直面医与病、生与死。这些埋在鲜血与嚎啕之间的苦难与无常，也在后来余华笔下的文字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余华小学毕业时，海盐县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余华的父亲给余华办理了借书证，后来余华就常常来这里借书看。那时的书籍资源并不丰富，余华喜欢读小说，却没办法畅游在成排的书架间，想读什么便读什么，只得按捺住激动与好奇，把自己的阅读周期和图书馆来新书的时间同步。可即便这样，他在中学时期还是把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等在内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品读了个遍。

图书馆的书总是残破不全，不是少了开头，就是少了结尾，都不是全本。这样的阅读体验一直伴随着余华。起初他只是苦恼，后来却改换了思路——开头不见结局不全，余华就自己发挥想象，把故事补完。

学生时代的一张借书证帮助余华打开了一扇接触文学的大门，也为他找到了一片激发创作灵感的土壤。可直到学生时代过去，余华和文学创作之间都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他们之间，尚隔着一把牙医的拔牙钳。

弃医从文

先锋派作家“余拔牙”的诞生

1978年，余华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还是名落孙山。那时候，他身边很多同样没有走进大学的人都走进了工厂当工人，而余华却举起了拔牙钳，在县卫生院里做起了牙医。这样的选择并非因为余华特立独行或者对医学抱有热情，他只是遵从了父亲的安排。余华的父亲年轻时一直致力于从医，当孩子站在了人生选择的路口，他也同样希望孩子可以迈向和自己相同的人生方向，做个医生。

可希望与现实总有不同，父亲的希望并非余华的理想。进入卫生院工作，余华每天看的最多的就是患者的口腔，每日做的最多的，就是拿着拔牙钳给患者们拔牙。以前的他，眼里有风景，有的是河流上的木桥，田垄间往来的人群，作物在四时轮转下青绿枯黄的交替。可现在，他眼里只剩下一口口等待修复的牙齿。

按余华自己的话说，病人的口腔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卫生院的工作没能让他感受到稳定和安心，他只觉得这样“日复一日，准时准点”、严谨却缺乏想象力的工作枯燥而呆板。空闲时，余华总会在窗前看小城的街道，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当时海盐的经济条件并不发达，母亲对此最贴切的形容是——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然而这座小城里虽然没有自行车，却一点也不缺少人气。一次，余华在街上遇到了县文化馆的员工，他很好奇，逮住了机会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用上班，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东逛逛，西晃晃？”结果县文化馆的人回答他：“我们在大街上就是上班。”这样的答案出乎了余华的预料，也给他惊喜。“自由自在”这四个字让他内心中某些美好的期待开始攀升，至此，余华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进入县文化馆。

青年时期的余华

可正如做牙医得先学会拔牙，要成为县文化馆的一分子，也是有条件的——会唱歌，会画画，或者会写作。余华掂量了这三项进入文化馆的条件，心想前两项自己都不擅长，但写作他应该还是可以做出尝试的。论及文学，余华一路成长中的读览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可阅读他人的作品毕竟与自己动笔有所不同。

为了学习写作，余华投入了许多的精力，没有写作经验的他，标点断句拿不准，就找来杂志，对着里面的文章仔细学；表达风格定不了，他便海量阅读，从名家大师的字里行间汲取灵感。余华遍览了手边的杂志刊物，也在各国的小说作品里和名家相遇，吸收了川端康成描写中的细腻文风，也理解了卡夫卡叙事上的荒诞架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在遣词造句、笔法结构上愈发得心应手。彼时，19岁的他白天在卫生院拔牙，晚上就在家里尝试写作。海盐的冬天很冷，余华攥着笔的右手因为不停地书写而滚烫，静止的左手却在寒冷的天气里一点点变得僵硬。而到了夏天，余华伏案时，常常要给自己的手上缠上一条干毛巾，他怕自己的手出汗，出了汗，稿纸就湿了，稿子就得重新写。不仅如此，他还要时常穿长裤、脚蹬雨靴，只为能隔绝桌下捣乱的蚊子。

无论是在海盐还是后续赴宁波进修医科，余华都把工作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分给了阅读和写作。白夜交替，“自由轻松”这个目标已渐渐被自律刻苦代替，沉浸在热爱里的人不觉得累。当属于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展开时，对于余华，改换的又何止是一份工作。

余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78到1982年，这个时间段里的余华仍不是县文化馆的一分子，他所向往的自由自在尚未实现，写出的稿件却已然先于他实现了目标，替他游遍了大江南北：

“稿子比自己先看过了大千世界的风景……我所有退回来的小说当时在中国旅行过的那些城市，比我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余华曾这样形容那段时间他的投稿经历。四年里，余华把写成的作品先后投给了全国各地很多家杂志社。邮递通信的时光里，时常有邮递员来送信，他们把装着退稿信的袋子，越过院墙，往余华住的院子里准准一抛。随着“啪嗒”一声响起，退稿信落了地，余华的期待也跟着落了地。初试写作，次次投稿，却屡屡碰壁，到后来只要院子里响起“啪嗒”声，余华的父亲就会习惯般地说：“退稿又来了。”

但这一封封被扔回来的退稿信并没能打击余华写作的信心，他在白天仍是“余拔牙”，夜晚却依旧勤力地动着笔，书写着属于“创作者”余华的一篇又一篇小说。而当他拔到一万颗牙时，改变和转机终于不负所愿，来到了他的面前。

1983年，这一年的开年与结尾对于余华来讲都有着别样的意义：1月时，他的短篇小说《第一宿舍》被《西湖》杂志收录进首期；12月，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鸽子，鸽子》被发表在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刊物《青春》上，他自己也被借调进海盐县文化馆工作。此后一年，余华又向《北京文学》寄去了自己三个短篇小说，这一次，等待他的是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

给余华打电话的人是当时负责《北京文学》杂志主编工作的周雁如，她表示自己看了余华寄来的小说，前两篇都可以发表，只是最后一篇的结尾写得不够“阳光”，需要修改一下。杂志社这样的反馈令余华大为欣喜，他当即应下了周雁如“来杂志社改稿”的邀请，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余华的稿子修改得很快，快到杂志社的编辑都惊讶地感叹：“别的作家都要用上半个月，你怎么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改完了啊！”在编辑的赞叹与激赏中，余华交了改稿，还用节省出来的时间看遍了北京的风景名胜。

这一年，《北京文学》杂志社先后发表了余华的《星星》《竹女》和《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等作品，其中《星星》还获了奖。5月，《东海》杂志刊发了他的短篇小说《男儿有泪不轻弹》；8月，因为先前发表作品的履历和赴京改稿的经历，海盐县文化馆决定正式调余华入馆工作。在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后，余华终于从卫生院走向了文化馆，如愿以偿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

辗转南北

在《活着》里感悟“活着”

1987年，进入县文化馆后的余华发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评论家李陀在看过这篇小说后告诉他：“你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这部小说成为了余华的成名作。这一年里，他又先后写作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等中短篇，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作家的地位。

次年9月，他从海盐来到北京，进入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创作研究生班，与同班的莫言、刘毅然、陈虹等人一起研学进修。暂居北京的日子里，余华的住处是间大约只有九平米的小屋，方寸之间，床、衣柜、书桌、电视等家具挤在一起，留给人的空间只剩下片隅。若是有人来做客，靠里的人想从屋里出去，就得其他人先起身向外，腾出地方才能勉强让人通行。

余华的寓所是逼仄的，可他的文学视野却在学习和交流间不断拓宽了。他和同学、友人在这里相互交流，言谈间碰撞出了无限文思，继而在广泛接触了包括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胡安·鲁尔福等大量现代作家的作品后，陆续创作出一大批先锋式的中短篇小说。入学的第二年，他还被调入嘉兴市文联，为杂志《烟雨楼》做文学编辑。

研究生班进修阶段，余华辗转南北，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还在创作中短篇小说之余，开始酝酿起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然而，生活有时也正如小说一样，没有长久的一帆风顺，却总是充满着矛盾和不确定性。当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昂藏向前时，矛盾却敲开了他的大门。

余华（左）与好友莫言

当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问世时，余华和妻子潘银春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人早年在海盐县文化馆初见，余华被这个文化馆里的文秘干部所吸引，潘银春也被这个新调来的作家的才华所折服。

过往的年月里，他与她也曾互相倾慕，互相吸引，也曾彼此拥抱过属于爱情的美好与浪漫，但这一切还是败给了生活和现实。从海盐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嘉兴，余华在文学界陟山登峰时，潘银春却仍执着地守护着海盐的一方小天地。海盐的一隅，与南北的广阔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路上，向往柴米油盐、安稳日子的潘银春与文学热情愈燃愈烈的余华渐行渐远，终于在1991年结束了他们这段为期六年的婚姻。而令余华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想要寄情创作，起笔再写一部长篇小说时，写作上的瓶颈也紧随婚姻的波折找到了他。

余华一直想要写一部长篇去展现二十世纪里中国人的命运，以一个人为缩影，写他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去探寻生命与生存的意义。其实，这个构想出现在余华脑海里的时间甚至比他的《在细雨中呼喊》发表时间还要早。构想有了，当要把它变成文字时，余华却发现，自己手里的笔变得“不流畅”了。他思索着具体的小说情节和行文，总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感觉，又找不到没有感觉的原因，为此他一度陷入困顿和迷茫。那时的余华和往常一样埋头伏案，却被困在了北京那方九平米的空间里，也困在了自己惯有的文学思路里。

余华（左）与导演贾樟柯

幸运的是，这时他的周围还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他们还可以一起探讨那些困惑。在研究生班进修时，余华有一位同学叫陈虹，她是诗人，也是编剧，有着和余华投契的文学思想。她给余华提出了宝贵而有效的建议：“为什么要用第二、第三人称来讲故事呢？不如用第一人称，只有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陈虹的一席话令余华豁然开朗，在依照陈虹的建议改换了小说的叙述人称后，余华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写作感觉。对于写作，余华很看重感觉，他把找写作感觉这件事形象地描述成了“找水龙头”：“当找到这个水龙头，打开以后，我就知道那是我要的水，是清水，不是那种生锈的水。”

1992年春节过后没多久，一次余华午休，一觉醒来脑海中就出现了“活着”这个小说名字，至此他终于突破了瓶颈，再下笔时，自然而然地就和那个默默忍受着多舛的命运又坚韧地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贵“相见了”。

在北京，余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徐福贵在解放前的故事，而后回到嘉兴，他又找到了创作解放后部分故事的“水龙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与徐福贵一起走完了他那“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一生。

在小说的前言中余华写道：“活着”是汉语里最有力量的词汇之一，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现实给予人们的幸福与苦难，无聊与平庸。

《活着》正式出版时，余华已和陈虹结为连理，并迎来了他们的儿子余海果的出生。经历了地域的迁延，婚姻的分合，先后置身于写作的顺境与逆境之后，余华渐渐变得平和，笔锋的锐利也被深沉的情感所取代，他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思考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更写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着好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面对镜头

作家的另一面是“脱口秀大师”

1994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活着》正式上映，并一举拿下当年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佳男演员等奖项。

张艺谋改编《活着》，其实源于一场偶然。最初他和余华谈论要改编的是余华的另一部小说，本着多了解了解原著作家的想法，张艺谋还看完了余华的《活着》。就在读完小说的第二天，围绕《活着》这部小说，张艺谋激动地和余华讨论了两三个小时，随即决定“先拍这个”。

这部电影的上映，让《活着》在文学界和电影界开出了绚烂的双生花，它的大热使得余华名声更振，余华本人也凭借《活着》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在海外的影响力由此不断扩大，此后韩、法、意、澳多国的文学活动上，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余华自己曾说过，他的写作速度很慢。在《活着》出版后，读者再一次等来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就到了五年后。而后睽违十载，余华以荒诞手法再现当代历史的小说《兄弟》终于和大家见面。接着又是五载悄然而过，2013年，余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第七天》才和大众见面。二十年间，余华作品里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不徐不疾地走出书本，其中很多又像徐福贵一样，跳出纸笔，跃入了荧屏和镜头。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人物纪实类节目、纪录片的播出，人们也渐渐开始了解余华、莫言、苏童这些文字背后的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在镜头的记录下，余华不再仅仅是一位风格鲜明的作家，更是一位幽默风趣的“脱口秀大师”。

余华在央视访谈节目《朗读者》

2018年，余华受邀录制央视访谈节目《朗读者》，节目提及读者对他作品风格简练的赞美时，他没有直白推让，也并未照单全收，只是开着玩笑解释说：“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谈到对他的小说会烂尾的质疑时，他没有在问题本身纠缠，而是淡然说起了自己小时候装病，却弄假成真被割掉了阑尾的事，幽默地称自己一家都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没有“阑尾”，不会“烂尾”。

这一年除了上节目，余华还参与了贾樟柯的纪录片拍摄，跨界当了一回演员。他在电影里谈到海盐的天气，那些淋漓的汗水被他一带而过，炎热的回忆却被赋予诗意。他不刻意讲述自己为了避暑要躲进太平间睡觉，却引用海涅的诗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一直到了四十里外的那个地方，我才爬上来，然后赤脚沿着海边走回来，天快亮了。

贾樟柯这部讲述四代作家人生经历的电影原本起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在拍完余华的部分后，贾樟柯化用了余华对往事的叙述，给电影改了名字。余华说，他记得海水是黄色的，可上学的课本里又说大海是蓝色的。他把小时候一次危险的、甚至擦肩于死亡的经历，用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语气讲出来，讲成了顺势而为，讲成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时隔多年，余华提起海盐这座杭州湾北岸的滨海古城，依然保留着当地不把杭州湾叫“湾”而叫“大海”的习惯。“饭后去海边走走”“起早去海边看日出”，余华带着这些记忆里熟悉的场景在2019年回到故乡，在故乡举办的乡贤会上动容发言，他说：“海盐是我的故乡，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青年时辗转南北，到如今已走在写作道路上四十余年的余华谈起故乡往事，总是带着温情，这或许和他近年来的经历不无关系。

创作小说《兄弟》时，余华心脏早搏，第一次因为身体原因而被迫停笔休养。最近的两三年里，他的父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病重送医时，医生护士全力抢救才把老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现在的余华，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拿着研究生进修班的毕业证书走出去后，他又以研究生导师的身份重新回到校园。学校文学中心副院长张清华谈起余华，也说他现在变得温和了不少。不过张清华也说，余华还是那个余华，还是有着“刺头”的一面。他眼里那个曾经不愿意上班的余华，现在已成为了“模范教师”，余华向学生们讲述他的创作心得，教导学生不负今日，也护着自己的学生，其他人谁要是说自己的学生半个“不”字，他就要和谁急。

余华最新长篇小说《文城》

2021年，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文城》出版，细心的读者在书里描绘的小城文城里找到了现实中余华故乡海盐的影子。小说在线上线下热度高涨时，余华却随着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的录制登上了海南分界洲岛，在岛上和他的作家朋友们聊起了书，还给他们所在的书屋起了个名字，叫“分界书屋”。

“进入分界以后，把你的生活分出两部分来，一部分是你的物质生活，另一部分是你的精神生活，分界就是你把一个事物可以分开来看。你不要总是从一个角度去看事物，你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事物，我们希望在这个分界洲岛里边有这么一个分界书屋，能够一直长存下去。”

正如余华所说，分界意味着多角度。界线两边，总是分立，总是不同。走在文学道路上多年，余华眼中海盐的海上泛起的波涛已然变为了分界洲岛四周环绕的浪花。分界的两侧，医与病的生死，冬与夏的冷暖，故事里的苦难与故事外的温情，都早已各自融汇在了余华那通俗、简明、锐利、写实的笔触，和他本人幽默、泰然、云淡风轻的性格中了。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1期

作者：曦言